文 化 大 革 命

1966年6月下旬，沿赤公社也和全国各地一样，开始针对所谓“修正主义教育路线”开展大批判、大揭发。但由于沿赤公社当时没有中学，只是企事业单位中的一些活跃分子，带着小学的一些红小兵们冲出校门，大破四旧，所以声势还不是很大。可到了12月，公社机关、企事业单位及各生产大队都相继成立革命造反组织——战斗队以来，情况就大不相同了，造反派们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为名，对公社领导干部进行批斗、挂牌流街。当时的公社书记王维志首当其冲，还有三门盐场书记田超和场长张学年也无幸免。批斗大会都放在三门盐场大会堂和罗石大队坪场的露天台上。每次的游行路线大多是从公社出发，过下洋墩大队、三角塘大队、下峙山、钳口大队，旋转一圈回转公社。在每次批斗中，什么恶作剧都有：有跪着戴高帽的；有弯着腰挂重牌的；有由几个人把他们反背着手像飞机那样架上来的；还有把他们的头按到地板上碰撞的……。总之，造反派们对领导干部是极尽所能、百般地折磨，这对领导干部们的身心健康造成了极大的摧残。

特别是在上海“一月风暴”的影响下，造反派组织认为时机成熟，对公社党委、各企事业单位以及各大队都进行全面夺权，领导干部统统靠边站。

也就是在这场全面夺权中，造反派内部分裂，沿赤公社也和县里一样分成了两个大派系，即：“沿联总”和“沿总指”。这以后，两派斗争自上而下不断升级，经常武斗不断。沿赤公社虽然大规模的武斗，及流血事件还没有发生，但小规模、小范围的冲突、斗殴经常发生。幸好每次都有派出所弹压和制止。直到1968年4月，沿赤公社建立革命委员会和社会治安指挥部后，两派武斗有所收敛，直接的冲突有所缓和。但由于几年来的仇视和积怨，明争暗斗更为激烈。

到1968年7月，沿赤公社全面开展清理阶级队伍运动，工宣队、贫宣队进驻各生产大队。先是对各大队出身不好的人或有海外关系的人进行隔离、审查。后来在公社治安指挥部（以下简称社治）的扩大化下，特别是所谓的受桥头公社王歧庄大队林日炎一线的“反革命组织”株连下，在付显顺负责的社治首先进行了逼、供、诱，把许多无辜的百姓关进谷仓，严刑拷打、逼供。尤其是在小小的官塘村更是搞得人心惶惶。今天关进这个，明天又不知要关进哪个？就这样你“交代”出我，我又牵连到他，仅半个多月的时间就造成全村绝大部分人都是什么所谓的“反革命”。致使有些胆小的人怕关进谷仓受折磨而夫妻双双投水身亡。也有些人受不了折磨而被迫在批斗大会上乱指控、乱冒认、乱交代。这给一些人为打击报复不同观点的人创造了机会。因为社治是沿总指一派操控的，他们搞扩大化后，矛头直指沿联总一派，所以沿联总一派觉得情况不妙，他们在当时的公社革委会副主任王利生的组织下，也立刻在郑畔大队掀开了深挖反革命组织的高潮。同时也采用同样的手段，以直接指名和间接指名反对派某某是不是反革命？真是你若想把谁打成反革命，过一个钟点，他就会成为三证齐全的反革命了。这些清阶组的人为了达到某种目的，往往对被关进谷仓的反革命紧闭谷仓门，三餐吃饭仅开点缝递进，在大热天不让透气，不给茶喝，连大小便都只能在这难以转身的谷仓里，其难受的程度真是可想而知。

这样一来，整个沿赤大地真是人心惶惶，个个胆战心惊。生怕自己今天好好地，说不定明天就会被戴上反革命的帽子关进谷仓。所以每个人讲话、做事都小心谨慎，但求自保。真是敢怒而不敢言，早早吃饭睡大觉，避免引火烧身。

但是，这其中也不乏有坚持真理、坚持原则，宁可受尽折磨而始终不肯“交代”的硬骨头。如：官塘大队的郭贤宝，从大域村的谷仓坐到社治的谷仓，受尽一年折磨而始终只说冤枉二字。还有郭亦德、方从法等一被关进谷仓，就拼命踢断谷仓板，被当时的人们称之为硬骨头。